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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凯:与新中国经济史研究同程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8-08-29 11:18:55

  

  董志凯:

  1944年8月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主持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如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常务副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第二卷主编等。研究方向:中国现代经济史。著作:《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共和国经济风云回眸》《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主编)、《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研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主编)等。

  本报记者 李成刚 

  从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开始,董志凯可以说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她40年的研究生涯,也与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从无到有的历史同程。

  董志凯的研究涉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的编纂和经济史编写,以及对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史的研究,在这些领域,她卓越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学界的认可。

  作为女性学者,董志凯给人的初次印象是严谨、知性。1967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之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蹉跎,1978年,董志凯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不懈探索。2004年8月,董志凯继严中平、吴承明、经君健之后,成为第四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中长期注重档案编研工作,董志凯这一鲜明的治学风格,使她成为经济史研究中“档案派”的知名代表。

  新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的创立

  197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政策研究室,成员包括邓力群、胡绳、于光远、胡乔木等人。在此期间,于光远提出,应开展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到国家计委和中国科学院担任顾问,周总理指示齐燕铭,要多搞一些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当时国家计委成立了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为齐燕铭、于光远、许涤新、薛暮桥。

  事实上,在此之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济建设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对于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创建必须来源于中国经济发展变迁的实践,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建设历史的研究,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一领域富有新意的著作不多,从事这一方向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准备筹办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以下简称“新史组”),并得到齐燕铭、薛暮桥、许涤新和于光远的指导和帮助。随后,许涤新从国家计委调任经济研究所所长,他请齐燕铭主抓新史组的筹备。可以说,没有齐燕铭满腔热情的投入,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的成立不会一帆风顺。

  当时,“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这个组织名称的确定还经过了一番讨论。研究组筹建,许涤新任组长和学科筹备组负责人,研究组一共只有5人,大家设想是用现代史组的名称,齐燕铭认为不好,因为现代史也包括国统区,而新史组只研究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有人建议用当代史的名义,也被齐燕铭否定,因为当代史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新史组的研究跨度显然更长一些,可以上延到民主革命时期。最后,齐燕铭一锤定音,就定名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

  齐燕铭将新中国经济史的开端定为井冈山时期的经济工作,因此,研究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经济就成为新史组的入手点。这也成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端。

  1977年3月27日,新中国经济史研究迈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步——新史组启程奔赴江西井冈山。这次经济史调研被董志凯称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艰难起步。之所以艰难,首先是当时的档案馆资料没有人整理,究竟有多少资料,谁也不知道。其次是没有复印条件,所有资料都需要手抄。新史组联合了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还吸收了江西财经学院、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赣州档案馆等单位人员,齐燕铭为他们讲解了怎么收集资料,还亲自到档案馆、图使馆和他们一起整理资料。在井冈山,齐燕铭调查了黄坳的圩场,回北京后,又采访了大量在江西苏区工作过的同志,如谭震林、刘型(毛泽东秘书)、刘瑞龙(1932年中央苏区宣传部部长)等人。

  从1977年3月到1978年2月,近一年的井冈山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新史组成员赵效民等人撰写了《井冈山的经济斗争》。随后,开始编写中央苏区经济史长编,直到由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完成,新史组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步才基本告一段落。《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的体例由齐燕铭确定,它既是资料也不是资料,因其既带有资料性,又带有学术性。长编的指导思想是由齐燕铭转达邓小平的意见确定的,邓小平将之归结为四个字:“直书独论”,希望不要人云亦云。这是第一部反映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的论述,也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个学术成果。遗憾的是,长编出版时,齐燕铭同志已经去世,对新史组的创立、起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贡献的老人家没有等到这第一个学术成果成熟落地。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研究

  1978年,董志凯正式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新中国经济史组”工作。董志凯和“新中国经济史组”的几位同仁选定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研究课题。他们用了8年的时间,跑遍了北京以及原来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在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走访了大量的当年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的老同志,查阅了原始档案、文献资料和当年的报刊杂志及回忆录,在扎实的资料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编写。

  在此期间,董志凯等人对土地改革史的研究得到了陈翰笙先生的指导。陈翰笙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1982年,已经86岁高龄的陈翰笙先生多次听取董志凯等人的调研成果,并对他们给予了指导和帮助。1982年3月,陈翰笙提出由董志凯和李炳俊、陈庭煊和写《五个时期的中共土改政策》,前后4稿,他们3人在近5个月时间中12次到陈翰笙家中求教,从头至尾逐字逐句修改了2遍。陈翰笙不仅教他们写作,也教了他们许多做人的道理。

  1985年,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一书的修改,董志凯又多次到陈翰笙家中求教。陈翰笙对这本书给予了很多帮助和鼓励。他对董志凯说:“这是爱国主义教育,我赞成早日出版,翻译成外文。”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陈翰笙还专门写了书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十多年时间,董志凯一直专注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问题,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1947年底至1948年初我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和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历史转折关头的成功政策》《关于我国土地斗争中的划阶级问题》《解放战争前期的土地改革概况》《全国土地会议及其前因后果》等论文,并出版了专著《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的著作中,董志凯全面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斗争中阶级划分政策的演变,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斗争的历史作用。董志凯在肯定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对其中的一些失误如“左”倾错误直言不讳。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思想才解冻,十年文革的阴影还未完全散去,很多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还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对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中的失误,敢于毫无回避地直面错误,体现了董志凯治学求真的态度,十分难能可贵。或许,这样的治学风格形成,也是董志凯受到了陈翰笙先生的深刻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全貌的学术专著,该书出版后,备受学界关注,许多老一辈经济学家如陈翰笙、杜敬等对这本著作均给予了好评。时至今日,该书在相关课题中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同类论著中的引用率极高。

  经济史档案资料编研

  新中国经济史组完成《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之后,就转入专题性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

  “土地改革史进行得比较早。从收集资料、编辑资料,到写专著,进行了好多年。”董志凯说:“那时没有电脑,写一本专著收集的资料卡片有几大箱,都是手抄的。”从1978年开始,新史组就从各个档案馆、革命纪念馆、大专院校图书馆收集资料。1979年开始到中央档案馆收集资料,当时档案馆还没有复印件,经济所有一台,是许涤新去香港访问时人家送的。在许涤新的帮助下,董志凯等人借到了经济所的复印件,在中央档案馆一天到晚不停地复印资料。也由此编写了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斗争资料选编》。利用这些资料,董志凯等人后来又参加了中央组织编写的《当代中国丛书》,并写作了《中国的土地改革》。

  1989年始,董志凯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多位学者与中央档案馆的研究人员通力合作,开始编纂大型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他们面对着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重要经济主管部门的数以亿计的尘封旧档,开展了艰苦的资料辨伪、整理、筛选、编纂工作。

  这一课题的立项,起于偶然。1988年,董志凯在研究“一五”时期重大建设项目的过程中常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时任中央档案馆国家处处长的张志受到她的启发,提议就由经济所的科研人员与档案馆管理人员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以此作为新中国经济历史档案开放的第一步。这一提议迅即得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支持,报中办和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审批后,很快得到胡乔木、姚依林、杨德中、胡绳等领导的批示,同意将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档案资料先行整理成学术专著资料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作为大型科研项目,与1988年正式上马。1989年,这项工程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正式开始运作。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调集人员开始对1949—1952年的经济档案进行整理和编辑,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时任中央档案馆馆长王明哲负责主编。在此之前,董志凯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于是在1989年的9月,由她负责编纂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很快就得以出版,成为12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中最早出版的一卷。

  在编辑第一批档案资料时,课题组请了一批当年亲历土地革命的老同志担任顾问,为这一项目出谋划策,其中就有薛暮桥、宋劭文、徐雪寒、吕克白、吴承明、季崇威等人。这一项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补充了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董志凯认为,它对改变以往历史中一些片面的看法、空泛的条文叙述和苍白说教,纠正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都起到了不受时空限制的作用;对人们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探索其中的规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被学界誉为“功德无量”的事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上马,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数千万字的资料,收录汇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档案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建设委员会、财政部、贸易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经济主管部门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决策、经济运行,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这些资料选编不仅具有资料性而且具有学术性。董志凯和研究人员在数以亿计的尘封旧档中进行分门别类整理,去粗取精,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研究,体现了研究者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梳理和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

  在研究土地改革史期间,董志凯就开始在中央档案馆利用档案资料研究中国工业化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董志凯对土地改革问题的研究暂告一段落后,将研究的视野逐步转向新中国经济史。与此同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的研究也同样开始转向。这是董志凯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自此,她开始有步骤地涉足新中国各阶段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

  1989年—1996年,董志凯参与编纂了12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以此为基础,她主编了《1949—1952中国经济分析》。1996年后,董志凯又在编纂《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1949—1952》;在编纂《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二卷)1953—1957》。

  因为掌握了大量的新史料,董志凯出版了《1949—1952中国经济分析》,书中董志凯首次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的尝试。她选择了23个国家和地区(欧洲14个、亚洲9个),既有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比较,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董志凯对固定资产投资问题十分感兴趣,这成为她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1989年董志凯撰写论文《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几个特点》,由此逐步开始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方向的新中国经济史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董志凯最大的成功体现在《新中国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一书中。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重心从解放区经济史逐步转向新中国经济史。当时,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奇迹成了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许多研究视角定位在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等方面,而董志凯的视角是固定资产投资。

  通过对上世纪50年代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模式形成的原因、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构特点的研究,董志凯全面剖析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总结了80年代的投资状况与经验教训。董志凯认为,固定资产投资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设规模不能超越国力许可,急于求成必将适得其反;要从短线出发考虑综合平衡;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宏观调控。

  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

  董志凯在经济史研究中注重档案编研工作,其论著几乎都是依据原始的档案资料写成的,这源于她一直致力于基础性的资料建设工作。

  经济史的研究,新资料的搜集过程漫长枯燥,出成果缓慢,所以许多学者都不太愿意从事这样辛苦的工作。董志凯却甘于沉首在数以亿计的尘封旧档中,进行分门别类整理和思考。在她看来,研究经济学的就要研究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历史,这是因为经济理论来自经济史。老一代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汪敬虞、陈振汉等在谈到经济史的重要性时总是反复强调: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关系,是知识的关系,也是方法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或学说的形成都来源于经济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能够说明经济史的经济理论才是有意义的。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缺少逻辑的学者往往被认为是研究和推理不够深入严谨,但是少了历史常识的逻辑则可能百无一用,甚至误入歧途。除此之外,董志凯认为,盲目搬用国外经济理论会产生误导作用。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

  董志凯认为,真正的经济学大师都得益于对经济史的分析和研究。在我国,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如马寅初、陈翰笙、王亚南、孙冶方、薛暮桥、许涤新、严中平、巫宝三等都是吃透了中国的“昨天”,才对中国的“今天”提出明确、清晰的认识。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作者:李成刚 编辑: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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