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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池江:中国金融理论的探索与变革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6-10-28 15:45:25


  秦池江

  1936年生,湖南双峰人。1953年从湖南银行学校大专毕业,上世纪80年代曾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刘光第教授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长期在金融基层单位从事统计、计划和货币流通等工作。1980年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金融出版社副总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本报记者  李成刚

  从地方基层银行走出来的学者秦池江自称搞金融理论研究是“半路出家、不成体系”,但在中国金融理论研究领域,央行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秦池江可谓“大名鼎鼎”。盖因从195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60多年岁月如歌弹指间,秦池江从未离开过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理论研究第一线,他亲历了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迁,并在金融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理论问题等方面不断探索研究、笔耕不辍。秦池江的思想、观点,从来都来源于基层实践,也正因为如此,他自嘲“我的观点是从实际工作中来,又回到实际工作中去,以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可能很多是不合格的。”

  在实践中思索

  秦池江1936年出生于湖南双峰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去世早,由嫂子把他带大。

  1953年,17岁的秦池江从湖南银行学校毕业,为响应支持边疆、参与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号召,秦池江随着200多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东北,在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一干就是32年。他先在计划科做了10年的统计员,因为勤学多思、喜欢“瞎琢磨”,针对当时的银行业务和金融政策发表了一些“奇谈怪论”,1979年人民银行的省级分行成立金融研究所时,黑龙江分行的领导决定让他担任研究所副所长。自此,秦池江从一个银行业务人员正式转为研究人员。

  在人民银行总行主办的《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不少学术观点新颖独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文章后,秦池江这个人名也开始引起了业内的关注。1982年,秦池江到北京参加总行的干部培训班,这是他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艰深的经济理论、第一次系统地听一流教授授课。在这里,他遇到了对自己影响深远的老师——经济学家刘光第教授。在刘光第约孙开铺撰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时,秦池江也作为合著者之一,承担了较大部分的工作。

  这次培训中出现的一件事令秦池江记忆深刻。事情的由来,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资深教授刘光第在授课中,就《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讲解之后,提出了商品经济的十大好处,最突出的是讲商品要跟着货币走、实现价值是商品最惊险的一跃、等价交换是商品生产的天性、竞争是商品生产的动力等十条。学员听了之后,当时都格外兴奋,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过了一些日子,校长和中财院院长召开了一次学员座谈会,征求学员对讲课内容的意见和看法,还特地问到刘光第教授讲的内容怎么样。座谈中,多数人肯定了教授讲课准备充分、内容易懂、很有启发性,觉得收获不小。也有人提出刘光第教授讲得过了,同中央精神有出入,甚至用了“资本主义自由化”这个词。中财院张院长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刘光第教授讲课很认真,至于内容学院再研究一下。后来,秦池江得知,刘教授回校后受到了批评,但他拒绝作检查。毕业前,院方告诉学员,中央精神只能讲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讲商品经济。刘教授的讲课,学员可以自己独立思考,但他的讲课稿不再印发。

  1984年调到北京后,秦池江任中国金融出版社副总编,5年后的1989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历任副所长、所长,直至1997年退休。此后,秦池江还被黑龙江选区选举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2年,他被人民银行总行聘到参事室工作。2007年,他被聘请为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如今虽已80高龄,但秦池江依旧在研究岗位注视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变化。

  秦池江的学术特点,最鲜明的是始终坚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观,不为冷热所动。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他坚持认为金融体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排外固然不可取,轻内也站不稳脚跟。秦池江说,“中国金融改革的原创性,其基本特征就是用市场经济中普遍的原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它体现在消化国际经验将它转化为自身的知识优势,融入国际环境中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至于这些原创性的动力来自何方?金融系统中有许多经历多年改革磨练的从业人员,他们在面对各种经济金融问题、面对各种客户需求、感受市场的复杂变化方面,有许多很好的设想,有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他们是中国金融创新中最有生命力的细胞。”

  中国金融理论探索历程

  作为中国金融体制变革和发展的见证者,秦池江对与之紧密相连的中国金融理论的研究和思想变迁记忆深刻、感慨良多——他亲身经历了中国金融理论研究从荒漠走向森林的变迁。

  秦池江回忆说,我刚进入银行工作时,在一次省直机关召开的干部学文化的动员大会上,一位副省长作动员报告。他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提高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号召干部要积极学文化,认真学习经济建设基本知识,特别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他当时还分析了省直机关的干部文化状况,举了一些学文化重要性的例子。他讲到,像银行部门,主要是记账、打算盘、点票子,有初中文化就可以,搞工业就必须有大学生、高级技工。

  回想当年的事情,秦池江感觉,这不是因为领导者个人有什么喜好或主观意志,而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水平和人们对银行业的直观感受,也从侧面表明了在“金融荒”时期,金融理论成长的土壤甚至都没有形成,理论的胚芽尚在襁褓之中,所以才会有“银行业有初中文化就可以”的认识。

  刚参加工作,秦池江还是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图书管理员,领导给予他每季度100多元的图书采购权,“我几乎每周都要到新华书店转转,书店各种政治书、文艺书、工程技术书、小人书还是比较丰富的,唯独找不到金融方面的书籍。李成瑞、左春台所著的《社会主义银行工作》,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看到的第一本全面阐述银行工作的专著,社会主义银行工作应该是什么样性质、地位、作用、指导方针、业务规律和工作方式,在这本书中阐述得十分清晰,这本书是我当时仅有的几本藏书之一,成为领引我进行金融理论思考的‘带路人’。”

  秦池江说,60多年过去了,想起刚进银行学校读书的时候,除了政治课以外,业务课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尤其是银行会计、贸易会计、工业会计、政府会计、基本建设会计等课程,都是新课,老师们课前自编教材、半夜刻钢板,第二天一上课把油印讲义发到学生手中。改革开放以后,金融经济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有关金融的报刊、杂志、图书丰富多彩,随处可见。“今天的青年学子和金融爱好者,再也不必为寻找一册金融书报而奔波,相反,倒是为书多读不完而苦恼。”

  1978年发起改革,金融界出现了空前的理论研究高潮。“从那以后,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需要与金融改革理论的探索交相呼应。每一次理论上的突破,都带动着金融改革的大步前进;金融改革遇到了难题,反过来也促进了金融理论的探索和创新。”秦池江说。

  秦池江认为,改革开放后的金融理论探索可划分为几个大的阶段。

  一是国有大银行论。国有大银行论是列宁在苏维埃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提出来的。列宁指出,通过银行国有化,实现对全国经济的观察和控制,并履行全面经济监督的责任。在中国金融改革初期,重温列宁的论述,对确立金融业的独立地位、推动金融机构职能的转变起到了巨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理论界形成了学习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热潮。列宁的功绩,是用马克思的货币信用理论解决苏维埃的现实问题,寻找到可以操作的具体途径,是对马克思货币信用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借助于这种理论武器,打开了禁锢银行业的枷锁,使银行从计划和财政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一支促进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二是提出金融调节论。改革之初,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上的争论非常激烈,最后统一到“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总体思路之下。由此,改革的方向就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钱多了,也分散了,所以要通过金融机构来调节。金融调节论的提出,解决了需要银行发挥融通和筹措资金的作用问题。为以后改革打下了基础。此外,引进和传播国外关于“金融压抑论”和“金融深化论”的理论成果,也有利于打开金融领域思想僵化的局面,支持金融改革的呼声四起。

  三是提出金融核心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1991年1月,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提出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命题。邓小平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一命题使金融改革理论为之一新,并吸收了国外有影响的“金融结构论”的理论成果,为市场金融体制的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是提出金融安全理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市场形势急转直下。中国金融改革能不能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和金融能不能经得住金融危机的考验,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解释。面对国内和国外的金融风险,在“巴塞尔协议”监管原则的引领下,“金融安全理论”得到了广泛共识,为加入WTO和推进金融市场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

  五是提出金融国际化理论。2000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五年过渡之后,中国就要全面开放金融市场,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竞争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中国金融业如何面对国际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有关金融国际化的讨论,成为金融改革深化的前奏。在金融国际化理论的推动下,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机构的退出和兼并、金融工具的创新形成了高潮。

  在秦池江看来,中国金融改革理论的发展,其动力固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需要,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金融研究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改革开放后,人民银行总行1980年在北京三里河财政部招待所召开了一次经济形势讨论会。黄达教授在会议上有一个不长的发言,中心是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物价徐徐上涨、币值徐徐下降”是条规律,即使是金属货币,也难免要贬值。黄达的论点一出举座哗然,引发一场关于人民币价值基础的大讨论。人民币以什么作为定价基础、人民币能不能保持币值稳定、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消除通货膨胀等问题,成为那场讨论的焦点。人民币不是以黄金为本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人民币以实物(商品)为本位也说不通,有人提出是“虚金本位”,有人提出是“信用本位”,也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事实,尤其是中国几次成功地解决通货膨胀、稳定币值的历史,成为最有官方色彩的强力论据。这次大论战,参与者之多、涉及问题之广、论争之激烈是少有的,最为可贵的是这次论战中没有人出来扣帽子、打棍子,也没有人以权威自居。可以说,这是货币、信用、银行理论界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此后,黄达教授《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和《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专著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金融理论走向开放、成长和独具特色的奠基之作,中国金融理论有了自己的根基。

  立足中国实践创新金融理论

  秦池江始终坚持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必须有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作为支撑。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货币哲学理论、金融哲学理论、金融经济学理论、金融产业经济学理论和金融文化理论。这些理论不是在发达国家理论基点上进行移植和嫁接,而需要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肌体之中培育和成长。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所以秦池江才笑称自己相比西方金融理论还属于“不够格、保守派”。

  秦池江认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出现货币开始,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中国人建立自己的银行算起,也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对这些金融理论遗产,不能简单抹杀,而应当有扬有弃。他以“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为例,对农民的小额贷款的发展,要感谢孟加拉尤努斯教授办“穷人的银行”的精神感召。但是,只要查一查资料就会发现,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专门划出一部分资金,对城镇小手工业提供小额贷款,对农民的小额贷款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我们对小额贷款的认识和研究却几乎被历史所湮灭。

  中国的“自主金融理论”对指导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秦池江还举了许多事例。

  譬如早在中国革命时期就出现的“三大平衡”和“三大中心”理论。当时,根据地的金融工作,不仅是筹粮筹款、分田分物,而且是面对一个社会,面临着全部社会经济问题。第一代银行家就是在千丝万缕的经济活动中探索和总结金融工作的规律。从一个范围较小的根据地到全国的解放,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们的前辈都把财政、银行和物资三者之间的平衡,作为驾驭全局的舵把。“三大平衡”和“三大中心”是中国人自己探索总结的宏观经济金融调控理论和方法,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了自己的历史性难题,在中国的宏观经济金融调控史上留下了色彩绚丽的篇章。

  再如信贷资金运动规律中的“1∶8”公式。“一五”计划的成就和“大跃进”的教训,给中国金融界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货币、信贷、银行怎么平衡运行?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信贷资金运动规律的研究形成了高潮。人们在苦苦地探索银行信贷资金千变万化的形态和盘根错节的转化关系。当时央行曹菊如、陈穆等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反复研究货币发行、财政收支和商品供应的关系,提出了震动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领域的“1∶8”公式——根据对多年的数据和市场状况的分析,他们找到了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之比为1∶8的经验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的比例关系。可以说这是在中国金融理论史上构成的第一个数学分析模型。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经验数据显得是那么粗糙,然而它的首创精神同爱迪生做出来的第一支电话机又有什么不同呢?正是“1∶8”的简单模型,改变了多少人的固执己见,解开了多少人的思维迷雾,也导演了多少有声有色的政策壮举。

  “新中国的金融业,是随着人民革命运动的征程发展起来的,它所吸收和凝聚的只是亿万革命群众的辛勤和汗水,没有教头指点,没有什么自然禀赋,更没有上帝的赏赐。”秦池江说。1948年12月1日,在根据地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了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国民党的金融财富控制中心——“四行两库”回到人民手中,但当时接收到的金融资产十分可怜。抗战结束后,“中央银行”曾拥有8亿多美金和600多万两黄金,这是历代政府所未曾有过的巨额财富,其中大部分被国民党用于内战,剩余部分也被劫往台湾。解放后,据当时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处长陈穆同志回忆,当时对可能接收的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都作了仔细清点、登记、评估,统一调配和统一经营。上海解放后接管“中央银行”时,在库房中只存放着黄金6180两、白银29979两、银元546643枚、美钞8678元、英币153镑、印币31811卢比、港币38852元,此外还有少量的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和菲律宾元。新中国就是凭借这样一点点老家底,内无资本、外无援助,硬是马不停蹄地肩负着医治战争创伤、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社稷民生、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历史重任。

  到1952年,全国城乡储蓄总共才8.6亿元,按当时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才1.5元。这8.6亿元储蓄,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9.2%,可知全国各项存款也只有区区93.3亿元。在而后的20多年中,储蓄光荣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和准则。从1950年开始,全国实行现金管理制度,每一个单位都要规定一个现金库存限额,只保留三天左右的零用开支款,多余的现金都要按时存入银行。就靠这样一种高效率的资金集中机制,把全社会一切可用的资金集中到银行,银行发挥着“现金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的职能,以有限的资金支撑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秦池江说,正是100多年来贫弱的中国人的奋斗不息,才换来了现在“金玉满堂”的好日子,到2016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相比1952年的139万美元,这是多么大的进步?

  秦池江感慨说:“中国金融改革之初,倡导不唯上、不唯书,提倡比较、全面。当代有远见的学者,也对中国金融改革提出‘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诤言。在今天金融改革创新和金融理论研究中,信仰缺失、哲学贫困、急功近利、洋教条盛行的弊端需要格外警惕。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理论成果,发扬中国金融文化中的精华,以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丰富实践为平台,实现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将是无比辉煌的事业。”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作者:李成刚 编辑: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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