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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钧:“等量劳动互换”理论之争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6-10-14 13:25:10


  胡钧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28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5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1989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资本论》等方面的研究。

  本报记者李成刚

  因为1959年6月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胡钧第一次在理论方面论述了公有制下的等量劳动互换与商品关系下的等价交换之间利益关系上的本质区别,从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从教6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传播作出了贡献,还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对公有制与商品经济能否兼容以及如何兼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长期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传奇经历

  胡钧1928年12月7日出生在山东烟台,父亲是邮政局职员,他自称“算是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不过,家里有弟兄姐妹七个人,所以经济状况并不宽裕。

  1938年日军侵占烟台后,上初中的胡钧被强迫学日语,还搞强制性军训,他对这些非常反感,所以初中毕业以后就坚决不在当地上高中了。1943年的夏天,初中毕业的胡钧跟两个同学联系好,通过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转移到了阜阳,进入柴集的国立二十二中学。但到1944年暑假时,日军打到阜阳,学校要迁往陕西安康。因为回家烟台的家里取衣服,耽搁了半个月,胡钧被日本宪兵队从家里抓走。在宪兵队,他遭遇了灌凉水等折磨,日军想通过他追查地下交通网络,不过因为他只有15岁,认为他做不了什么大事,也没审问出什么东西,关押了三个月,将胡钧送到了北京1400部队。后来胡钧知道,这里实际是华北最高司法机关,就在现在的“铁一号”,其头脑就是冈村宁次。

  胡钧被关到炮局胡同监狱,这是政治犯监狱。送到的第二天审问胡钧,先念他的口供,上面写的是胡钧回来是为了调查日本人在烟台的海军情况。这个罪名很大,胡钧一听马上翻供——在日本宪兵队根本就没问过这个事情啊。于是他被押到看守所等待继续调查。再调查后狱方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太真实,所以很快宣判,判了胡钧一年徒刑,罪名是:“思想不良,扰乱治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9月胡钧被释放,送回老家烟台,但当时烟台被八路军接管,于是他被改送济南。不久后胡钧回到北京,想继续上学。在私立中学读了半年后,胡钧转到市立第二中学,继续自己的学业。1947年考大学,胡钧考进北大经济系,这一选择主要是考虑将来好找工作,薪水高,又稳定。

  进入北大以后,胡钧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在北大,中共地下党的力量比较强,胡钧宿舍里就有两个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胡钧的思想也越来越进步。当时,胡钧的姐姐和姐夫已经去了解放区。1948年5月,胡钧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民主青年联盟”,担任了宣传委员,还做过法学院一个支部的支部书记。因为向往解放区,1948年10月,胡钧组织了几个人经天津到解放区去,到解放区后,他被分到华北大学。在这里学习了三个月,对胡钧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在这里,他初步形成了自己真正的世界观、人生观,有了自己的思想认识。

  1949年华北大学迁到北京,地址就在“铁一号”。对胡钧来说,也算是“故地重游”了。留在华北大学,胡钧在校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在华北大学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7月,胡钧成为第一批研究生。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是宋涛,秘书是徐禾,讲课的都是苏联专家。他们这第一批学生,可以说都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这种教学,影响了全国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后来出去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20世纪80年代各个学校经济学院、经济系的负责人也基本上都是这里培养出来的,或者是胡钧和他的这批同学培养出来的。

  1952年从政治经济学班研究生毕业后胡钧留校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师。1959年胡钧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为他此后的整个科学研究思路定了一个基本调子。文章名为《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胡钧说,这篇文章当时在学校也有很大影响。“第一,我是第一个在《红旗》杂志发这种理论性文章的;第二,我是自己投稿的,不是《红旗》约稿的;第三,这篇文章在理论界有争论。”

  因为对商品生产这个问题的论述,胡钧的文章论点似乎和当时八届六中全会的观点正相反,所以《红旗》杂志还专门召开了一个研讨会。研讨会就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举行,当时《红旗》杂志的领导胡绳和邓力群、科学组组长于光远、哲学组组长关锋,还有许立群等都来了。研讨会当场给这篇文章提问题,叫胡钧回答,就像答辩会一样。胡绳最后问:“你说说你这个文章和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违背不违背?”胡钧回答:“不违背。因为我这篇文章讲的是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生产的性质是什么。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我不仅不反对,还完全支持,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我完全同意八届六中全会决议,而发展商品生产的性质是什么,应当对它有清醒的认识,我主要是讲这一个。”现在回想起来,胡钧说:“对我自己来说,我写出这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个问题,就是提出一个观点,即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之间的本质区别。我觉得我的理论可以说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包括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为止,我那个理论都还是成立的、正确的。这是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钧离开了教学研究,先是“四清”运动,后是“五七”干校。直到1973年,才在北师大又开始教课,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胡钧才开始正常的教学和研究。

  提出“等量劳动交换”理论

  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结构的考察,胡钧的研究从公有制下的等量劳动交换与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这两种利益关系的本质差别开始。

  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一文中,胡钧提出了社会主义等量劳动交换与商品等价交换之间存在质的区别的新观点。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包括前苏联理论界,是第一次被提出来,是一个首创性的发现。

  在胡钧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是等量劳动互换关系,等价交换关系只是等量劳动互换关系的表面形式,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处于表层地位,是社会主义本质关系实现的表面过程。他认为,商品关系的这种表层地位与它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是类似的。相区别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等价交换以它平等的外貌掩盖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以平等的外貌掩盖着比它更进步更平等的等量劳动交换关系,即按劳分配关系。

  在发表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之后,胡钧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1982年《教学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理论与现实》、1986年《北京社会科学》上的《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1987年《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上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方法和有计划商品经济》、1989年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兼容问题的思索》《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几个认识问题》等。在这些论文中,胡钧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论述了在实践中等量劳动互换是如何曲折地通过企业之间的商品等价交换形式来实现的。胡钧提出,商品关系正是由于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并由此对推动企业生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起着重要作用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在此基础上,胡钧依据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划分的基本理论提出了公有制下旧社会分工在理解社会主义阶段经济关系的具体特点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划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区别的明确标志是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但决定这种区别的是社会主义阶段还保留着旧社会分工。他通过对旧社会分工及其作用的考察,论述了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必然性,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个特殊矛盾:由于存在旧社会分工,虽然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已经处于平等地位,但在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限上还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这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固定分工引起的管理权上的不平等在当前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生产力发展必不可少的杠杆。他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包含着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依据,那就是“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因为商品关系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层关系,它只涉及企业之间关系的交换过程,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之间的商品关系不能从全民所有制的深层本质关系中去寻找,而只能从表面运行层次去寻找。他在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运行与管理》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阐释,该书1991年获得第五届“中国图书奖”。

  注重《资本论》方法研究

  胡钧之所以能提出一系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有影响的新观点,除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之外,还在于他特别重视对《资本论》方法的研究。1963年他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1982年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上发表《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问题》、1991年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资本论>的方法是研究社会主义内部结构的根本方法》等文章,包括胡钧著作或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运行和管理》《旧中国工资简论》《政治经济学文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热点问题的思考》等书,都体现了胡钧对《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的突出成果。

  胡钧对《资本论》方法论有许多独到见解,最重要的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认识。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争论不休,一些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扩展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或者定为“社会生产方式”等。胡钧认为,表面看来这些争论源于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不同理解,但实质上它折射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如何理解的问题,特别是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发展关系的不正确理解有关,所以,单纯靠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寻章摘句的引证方法难以统一认识。解决这一争论的正确途径应是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之间的发展关系,明确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基本理论。胡钧认为,从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起决定性作用,但不能因此陷入机械的决定论,“同时,也应看到,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是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所以,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又强调了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观点,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经济学的今天,试图通过改变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会犯下方向性的错误,这等于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其后果只会是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这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创新中值得警惕的大问题。

  第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如果说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密切相关,那么,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则是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我国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争论。胡钧认为,马克思在价值理论的许多方面都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譬如严格区别使用价值与价值、揭示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质,创立了价值形式和货币理论等。但其最根本的一点是揭示了价值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一种在物掩盖下的特殊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从而揭露了这种关系的历史性质,揭示了劳动采取价值形式的特殊的历史条件。由此才明确显示出工人阶级理论家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本质区别,显示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但人们却往往忽视劳动价值理论这一基本点。他认为,不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这一根本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会失去科学性。

  论述“中国模式”

  胡钧对“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的主导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是中国模式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也是获得成功的三个根本因素。

  胡钧认为,对“中国模式”的论述,比较一下一些西方学者近些年的看法和我国理论界一些看法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国一些理论界人士强调的是从西方社会学到的一些东西,如市场经济,把吸收了市场经济方法说成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原因;而西方较有见解的学者们却把中国独有而他们社会所没有的东西看作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例如,很多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执政看作是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对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胡钧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国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它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从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我国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通过它的主导作用,引领整个国民经济从资本主义生产把利润作为决定性动机,转变为为了人本身,使社会生产目的服务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同时,国有经济在贯彻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骨干作用,国有企业有义务落实国家的各项经济发展和调整决策,这对增大整体国民经济效益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它是“普照之光”,决定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此基础上,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国企改革,积极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和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还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绕过的历史必经阶段,从而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与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也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得以较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经济发展还无法吸收全部劳动力的条件下,必须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让它们能发挥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任何对它们的歧视都是不应该的。

  对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胡钧认为,商品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兼容,迄今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了客观认识,如在批判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过分夸大市场机制作用的倾向就很普遍。胡钧认为,要深刻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对价值规律进行理解。价值规律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就其物质内容来说,不过是节约劳动时间和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说它复杂,是在于价值规律实现形式具有复杂性。由于人们对价值规律实现形式问题认识不足,往往产生出对市场机制认识的众多歧义和争论。比如有人认为,价值规律本身的内容已包含有计划发展规律,所以,价值规律可以完全自发地调节经济发展。胡钧认为,这一认识的错误在于把生产的一般规律与它实现的社会形式混为一谈,这是经济学中常见的错误,也是马克思方法论重点批判的内容。价值规律只是按比例分配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计划机制也是一种重要社会形式。当前,理论和实践要求我们的,不是把价值规律简单归结为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而是说明后者为什么和如何表现为前者,前者是如何实现后者的要求的,同时还必须科学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只有阐明这些问题,才能说真正理解了价值规律。

  关于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胡钧认为,按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马克思早就指出,市场盲目支配和按科学预见发展生产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制度下的一个本质区别。马克思指出,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自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作用,一些人迷信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怀疑政府引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实践上给予了有力驳斥。经过艰辛探索摈弃了一切按计划进行生产的做法,把市场看作一种发展经济的有效方法,将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得到发挥。同时,坚持和完善政府引导,通过科学的国家规划指导经济建设,通过宏观调控优化国民经济发展,避免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和盲目性,从而激活并保护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找到了一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作者:李成刚 编辑: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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