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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涂《秘密花园》是沉浸在虚无的正能量中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5-08-12 09:27:57

◎唐  山

  站在咖啡店收款台前,蒋方舟眯起眼睛,津津有味地读着各种饮料和食物,以及它们的报价,那一瞬间的神情,仿佛是刚刚逃学出来的中学生。

  可能蒋方舟这辈子也没逃过学,但她一直在想象中逃亡。

  加在蒋方舟身上的符号,确实太多了:天才少女、公知、青年作家、80后偶像、话题领袖、争议人物……大词之下,想继续保持内心的柔软,绝非易事,而蒋方舟有蒋方舟的办法,今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

  那是整整写了一年半的9个故事,个个冰冷刺骨:曾有的理想崩溃了,曾有的憧憬被玷污了,曾经的慈爱只是伤害,而曾经的爱人走向杀戮……不是蒋方舟渴望残酷,而是对这一代人来说,世界太过强大、冰冷和坚硬,当你无处可逃时,幻想残酷是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每代人的生命轨迹都差不多:抵抗,然后妥协,自觉地放下尊严,披上幸福、美满、欢乐、永恒之类的伪装。在肉体死亡之前的很多年,心灵其实早已死去,只是我们将其命名为成熟。

  也许,多少年后,蒋方舟会想起“我害怕被幸福美满的生活所收服”这句话,那时她会说这是幼稚,还是会引为自豪?

  写一本小说,就是一次出逃,逃得是否精彩不重要,重要的是蒋方舟仍有想逃的心情。

  当“公知”没有技术含量

  北青艺评:在人们眼中,您是一位“公知”,为何突然转去写小说了?

  蒋方舟:我不是“公知”,在今天,“公知”的形象也没那么可爱。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我会失去真实感,我确实没法整天面对“无物之阵”,拿着矛,惶惑于该向哪儿投掷。也许我也曾有过“杜鹃啼血”的心态,但早已过去了。我不太愿意写成“公知”,“公知”不需要太多,况且当“公知”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在每篇文章后都加上个简单粗暴的结论,有立场就行。

  想来想去,我还是更喜欢小说。

  选择写小说,并非突然,“大四”时就在写,是个长篇,与我的大学生活有关,题材有意思,但自觉写得不好,没敢拿去发表,这才发现,我原来不会写小说,所以想从短篇开始,练练手。

  选择写小说,因为没别的事可以去做。

  大家都在拍电影,可我完全不感兴趣,越是人们争先恐后,我就越逆反。写小说给我一种学习的快乐,屏蔽了很多干扰,就算读者说我写得太烂,我也无所谓,反正还在学习中,我原来还不会写呢。

  写小说让我找到了学徒的快乐,缓解了我对现实的焦虑。不过总被逼着去赚钱,状态常常被打断,能完整写一周的时间都不多,此外出版社催着交稿,如果能静心改半年,效果会更好,可实在没时间,这很痛苦。

  北青艺评:你的那个长篇呢,就这么扔了?

  蒋方舟:如果出版,大概这辈子很难再有激情去写第二遍,这等于是把一个好题材给浪费了,印成书,就没法再销毁,不如留给将来。

  想写讽刺小说但不敢

  北青艺评:在这本集子中,有多少是身边人的故事,有多少是虚构?

  蒋方舟:一篇是身边人的故事,另一篇灵感来自现实,就是《武威·腿》。那是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其中讲述了一名残疾人和他身体健全的夫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媒体为了煽情,提出许多残忍的要求,比如现场举办婚礼、妻子给先生洗头等,这让我产生了把这些写进小说的念头。

  剩下的故事都是我编的,我的圈子很窄,身边的人非常少,没那么多人可得罪。

  北青艺评:为何不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

  蒋方舟:我这本集子写的不是青春,而是命运。我不愿写青春,不愿写自己的经历,因为我的经历从小到大被人说的太多了。

  作家写自己的故事,总会有点自怨自怜,很难绝对诚恳。库切写过自己,但他想象自己死了,灵魂去采访曾经的女人们,通过她们的口来展现一个真实的库切,把自己当成死人来解剖,这种写法很残酷。

  至于写别人的故事,对我来说也比较难,布罗茨基写过很多讽刺性的作品,我也想写,可相关的人都还活着,不敢写。

  不愿沉浸在虚无的正能量中

  北青艺评:这9个故事都太阴暗了,你为何喜欢写残忍的故事?

  蒋方舟:我确实喜欢读那些比较“狠”的小说,比如施维伯林的《吃鸟的女孩》、库切的《夏日》,包括张爱玲的《小团圆》,也比较狠。我不太喜欢日本当代的一些作家,体会不了他们那些隽永、缓慢的笔调。

  在小说中,狠的东西比较容易形成风格,比如卡佛,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未删改前看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主角絮絮叨叨,还总加上个暖心的小尾巴,删改后风格更强烈。

  不少作家喜欢写乡愁,但很难打动我。所谓乡愁,常是在大城市中经过一番打拼、好不容易立足后,带着归国华侨的心态去反观乡村,真正让作者迷恋的是这种对比,以此来映衬自己的成功。这种东西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一看“爸爸老了”“两鬓白发”之类,大家都哭成了狗,因为我们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高处,并为那个落差而感动,这与埋头去涂《秘密花园》没什么两样。

  爸爸炒股,妈妈看韩剧,孩子涂《秘密花园》,这就是我们充满浪漫的中产阶级生活,不肯面对生活现实,无法创造美好价值,一味沉浸在虚无的正能量中。

  北青艺评:可是看你这本小说,大家会觉得生活很无望。

  蒋方舟:这与结构有关,9个短篇相对独立,但彼此人物相互穿插,这个故事中配角的生活看上去很美,可在下个故事中,他成了主角,才发现一旦深入其中,他的生活其实也很惨。

  其实我在故事中也留了一点小希望,我看过许多留希望的小说,大多数都看不下去。

  选择这种结构,是受电影《巴别塔》影响,那时不知道有类似结构的小说,快写完时,才发现这种结构方式的小说特别多,一下全冒了出来,可再想改也来不及了。

  亲情比爱情更残酷

  北青艺评:在这个短篇集中,所有主角与母亲的关系都很紧张,这是刻意为之吗?

  蒋方舟: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此前真没意识到,也许带有个人烙印吧,我确实迷恋于亲情中残酷的一面,所以我才不断去“审判童年”。我觉得,亲情比爱情更残酷,对爱情还可以通过言语伤害、吵架来发泄,对亲情却不可说、不可发泄,只能忍受。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没有显性的、想反抗的欲望,但我确实喜欢看描写家庭关系残酷的小说,比如伍绮诗的《无声告白》,也是讲母女之间互相仇恨的。

  北青艺评:如果你母亲看到这本小说,她会不会伤心?

  蒋方舟:她看过,没伤心。我们交流很多,而且有很多探讨,我们知道彼此人性中都会有很多的阴暗面,我小说中主角对母亲说的那些话,可能我也对母亲说过。

  北青艺评:在文学评论中有个名词,叫“女性唠叨”,摒除性别歧视色彩,会发现女性作家在小说中似乎更喜欢评论,更喜欢写童年经历。

  蒋方舟:回想起来,确实有这个问题,比如评论多,其实我还删掉了很多,后期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将相关语句删去。也许是在今天的文学领域中,作家性别依然是一个被过度关注的话题,导致女性作家更喜欢自我观察、更热爱自己的感觉,结果将外部的认知不自觉地投射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了。

  爱难永恒 所以逃避

  北青艺评:在这个集子中,所有主角都没能获得爱。

  蒋方舟:是,只有其中一个瞎子获得了爱,因为他生理上不完全,感知部分有限,反而获得了最完整的情感。

  这么写,倒不是刻意像《冰与火之歌》中那样,所有健康的成年男性都必须死,但我确实不相信完美无缺的家庭生活,今天很多人在鼓吹这个,什么人生赢家、永恒爱情等,我对此很怀疑。

  北青艺评:不过也有很多传奇的爱情故事,比如钱鐘书和杨绛。

  蒋方舟:那是有特定背景的,钱鐘书写《围城》时,写一页就交给杨绛誊一页,两人有很多交流,但我想,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是没法完全坦诚的,即使是钱鐘书与杨绛,也一定有不可言说的一面。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家与伴侣的关系,是托尔斯泰夫妇,他夫人经常偷看托尔斯泰的日记,以窥探其隐私。

  我也很想相信美好的爱情,放弃其他情感选择,完全从另一个人身上得到满足,但这很可能是人生某个阶段的产物,少年时未必能如此。

  北青艺评:在开篇的《台北·自画像》中,姜夕明明可以与气质相投的乔意走入婚姻,为何她突然转向伤害过她的林满?

  蒋方舟:这其中我个人代入的成分比较多,我想写的是女性的软弱,姜夕还没想好去迎接新的生活,无法真实地去面对家庭。

  我小时候的生活和姜夕很相似,一直在学画画,生活在自己构想出来的理想世界中,只要不符合这个世界的逻辑,我就会认为是现实错了。

  北青艺评:可姜夕已几度走进事实婚姻了,她为什么还想逃?

  蒋方舟:是的,她还想逃。这基于她对婚姻的不信任,对现实生活的害怕。艺术给予的生活波澜壮阔,只有曲折,才符合美学。可现实则要求美满、牺牲,姜夕暂时还没想好能否接受它。其实,我也如此,我害怕被幸福美满的生活所收服。所以一旦发现这种可能,就会选择出逃。

  我们丧失了判断创作好坏的标准

  北青艺评:老一代作家在创作之前,会积累多年的创作素材,而你们这一代似乎已经放弃了这种方法?

  蒋方舟:我写日记,从大学开始,一直坚持,写小说时也会拿出来看,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人们对具体的都市生活失去了热情,真实的人与真实的情感越来越少,打开微信,人们的生活轨迹都展现在其中,大家的语言、行为方式、关注热点都差不多,因为大量影视作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普通人不自觉地去模仿电视剧中的那些狗血情节,很难从中找到有价值的创作素材。

  当然,这与环境封闭有关,对于受到的挤压,创作者感受更明确,如果只是生活,则不易察觉到,只是觉得一切正变得越来越无聊、简单,意识不到这是封闭的结果。

  北青艺评:上世纪80年代,作家文体实验非常多,诸如意识流、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而80后作家似乎都是写实主义,风格不突出,您怎么看?

  蒋方舟:我确实不会写意识流。此前人们创作的动机是当作家,而80后则是有创作冲动,我们这一代未经过文学圈内部的评价机制,直接面对没有经过文学训练的大众,所以多选择写实主义,写实主义符合人的表达欲。

  作家写出自己的风格很难,比如写《自由》的弗兰岑,他此前写后现代小说,大家看不懂,忽然他决定改变,把家从纽约最豪华的地段搬出,和妻子离婚,与父母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风格的形成需要转变生活方式,代价非常高。

  北青艺评:与此前作家相比,80后作家没有形成圈子,都是单打独斗,这会不会对创作带来消极影响?

  蒋方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80后彼此交流少,而老一代作家对我们的评价又比较抽象,无非是赞美青春的无限可能,或者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作,要么夸你的态度好,说没想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专注于文学,可这些意见都不具体,没法告诉你该怎么做才能写得更好。由于缺乏评论界和老一代作家提供的明确坐标,我们自己也丧失了判断创作好坏的标准,只能以市场为标准,这其实比孤独更可怕。

  也和80后外国作家交流过,但没什么意思,无非是小说创作与影视创作的关系之类,没有更深入的交流。过去我不怎么看80后作家的作品,现在也在看,小说写完了,渴望有反馈,没反馈,写作者会觉得很无助。也许是批评的声音太多了,80后作家特别拒绝相互评价。

  北青艺评:今天小说读者实在太少了,写小说恐怕远不如写散文划算。

  蒋方舟:今天看散文的读者也不多。我很幸运,不需要在生活的压迫下写作,不需要过多考虑市场,我想,人总还是有脱离现实的需求吧,总还是有读小说的需求吧。

  我也一直在写评论性的文章,但在今天,想发表看法并不是件容易事,好在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设定,所以没觉得压力大。

  北青艺评:你下一本小说会是什么?

  蒋方舟:不想再这么写了,我下一本是长篇,寓言体,有点像《饥饿游戏》,通俗,好看,而且反乌托邦。它是一个“打怪”的故事,但怪物和人类达成某种平衡,它生活在水族馆中,通过表演给大家赚钱,只是还在吃人,为了养活它,人们不得不向它献祭,后来英雄杀死了怪物,可也由此破坏整个利益链,故事从杀死一个怪物转向杀死一个英雄,这本书我写得很顺利,已经完成了5000多字的提纲。

  有失败感总比专心涂《秘密花园》要好

  北青艺评:因阎连科一句“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引发各方热议,作为80后,您怎么看?

  蒋方舟:其实这个话题阎连科是接着杨庆祥说的,他们意见相同,但杨庆祥是80后,怎么说都可以,而阎连科是老一代,他说这话容易给人以指责的错觉。80后中不少人确实太聪明了,比如当年大学中的一位意见领袖,如今毕业了,成了创业领袖,他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怎样才能获得更多资源。

  虽然有这种那种问题,但80后有失败感,总觉得没完成一件事,并为此焦虑,总比连这点焦虑都没有,专心涂《秘密花园》要好。一般来说,在比较稳定的社会中,年轻人都没什么意思,中产阶级总是无聊的。

  北青艺评:80后也还有韩寒、郭敬明的,彼此判然有别。

  蒋方舟:其实他们现在做的事也都差不多了,都在赚钱、开公司、卖东西,都在拍电影。对于影视,我暂时还没找到特别想表达的内容,不想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也要先去占个地儿。

  北青艺评:如果说支撑上世纪80年代文学繁荣的根本支柱是思潮,那么,80后是否也有自己的思潮?

  蒋方舟:没有,可能女权主义的影响大一些,80后在两性平等问题上更敏感。很多人说80后受个人主义影响大,可为举国、盛世而“嗨”的大有人在。当然,每个年轻人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我对法国“五月革命”中的纯真左派抱有好感。

  80后这一代思想共通点很少,只在现实生活的追求上有共通点。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唐山 编辑: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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