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良

    四十岁人最引以自豪的一句话是“我已到了不惑之年”。

    虽然不少人并不知道“四十不惑”出自《论语》、出自孔子之口，但没有人不知道“不惑”是四十岁的骄傲。

    何谓“不惑”，按常人理解，即有明确的人生定位、清晰的生活理念、正确的做人原则。按我们老家的话说，叫真正懂事明理了。孔子十五岁立志治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人生旅程，是四十岁人神圣的楷模；毛泽东十二岁离家求学，二十七岁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四十岁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有人怀疑红旗能够打多久时，坚定而响亮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不仅自己“不惑”，而且为中国革命拨开迷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毛泽东是四十岁人中的“不惑”英雄。

    在过去的岁月中，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岁月当纸、苦难当笔，以智慧和勤奋当墨，到四十岁时早已写就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生诗篇。他们是真正的“不惑”之才。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始，我就发现我眼前的“四十岁”们再也不像孔子说的那样“不惑”了。在“文革”中活动最积极的人，绝大多数是“不惑”之人。我见到的那些整人最勇敢、打人最热情的人，大多是“不惑”之人。我虽然只有十五六岁，是容易把激情点燃的人，可我没有打过人，任凭“不惑”之人怎么鼓动，“我自巍然不动”，尽管在学校里我也算是个红卫兵头儿了。更可气的是还有“不惑”之人整未立之人。现在一谈到“文革”，很多人把责任推给毛泽东，推给林彪、“四人帮”了，请问当年那些“不惑”之辈，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真正做到“不惑”了吗？

    ２１世纪的今天，四十岁人中固然不乏“不惑”之辈，也不乏做人的成熟与狡诈。然而，不少自以为步入“不惑”之年的人，根本没有找到“不惑”的感觉，我们的父母虽然当年有“不惑”的遗憾，而当今的“不惑”之人和父辈们比较起来，非但没有达到成熟自信、举重若轻、坚定果敢的境界，在许多时候还没有找到“不惑”的感觉，还没有肩负起“不惑”的责任。在怎么花钱、怎么过日子、怎么教儿育女、怎么为人处事等问题上，“不惑”之人辜负“不惑”之誉都是小事，造就新的“惑人”就不应该了。而政治上容易犯惑的“不惑”之辈更令人心痛不已，胡长青、李真、高勇等人其实原本都是不凡之才，当他们自以为步入“不惑”之年后，却惑得很惨。

    我步入“不惑”之年时，已经当了四年作战值班团的政委。当我在两千多人的队伍前呼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时，我在内心深处滚动着的那种自豪劲，现在想起来都脸上发烧。可是更令我发烧的是我的“不惑”之年为官为人的羞愧，我对不起很多人，对不起很多事。很多过去我引以自豪的事，如今每每想起来，可笑得心痛。我再也不敢为我的“不惑”之年而自豪了。

    今天“不惑”之人的生存环境较之父辈们四十岁时，要复杂、狡黠、艰难得多——

    父辈们四十岁时今天干啥明天干啥，全是由组织安排。如今不少四十岁人今天干了啥后，就不晓得明天干啥了。除了干好工作，还要学会打牌、打球、打点领导、喝酒、唱歌、陪好关系。

    父辈们四十岁时，政府发多少工资、给多少粮都是秃子的头发清楚得很，大家的生活都是八九不离十。如今的四十岁们除了政府发的还有自己赚的，除了明白领的，还有私下弄的，大家的生活各有千秋。

    父辈们四十岁时过年过节，该去哪家、该拜哪家，全由着亲情友情安排，纯洁自然。如今的四十岁们该去哪家该拜哪家，除部分由亲情友情支配之外，大都由利、权、势来扳道叉。为了自己不下马，要去拍别人的马屁；为了自己早日上马，先要把自己送给别人当马骑；为了自己能赚钱，要给别人去送钱；与同事打扑克，每次都想赢，和领导打，一般都会输。这样的日子虽属无奈，但不少人乐此不疲。

    父辈们四十岁时，交朋友没有多余的心眼，有话推心说，有意见尽管提，争论问题拍桌子，拍完之后扳腕子、碰杯子。如今的四十岁们把心藏得很深，把情玩得很活，交朋友不但要看表现，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受骗上当、被人蒙了、被人耍了、留着把柄，即使想给朋友说几句心里话，也要拐弯抹角、声东击西，说一半留一半在肚子里，让别人琢磨去。当面的意见千金难买，背后的意见常作千钧。

    父辈们四十岁时，只考虑如何教小敬老、过稳日子、牢固家庭、相依为命。如今的四十岁人，有人把家当店铺、当戏台，结婚当游戏、离婚当儿戏，家中没有安全感，后院常常烟云起。

    说来道去，如今的四十岁们并非不想“不惑”，的确是易惑因素太多；并非不想不成熟，而是越成熟，反而越庸俗。既然生活如此多元多彩，我们就不应再用“四十不惑”来自我束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