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冬林

    年，于我，虽不像传说中的某种怪兽一般可怖，可是，却也像伍子胥的韶关，总是过得惶惶。

    对于我这样的烟火妇人，过年，粗看起来，不过是置些鱼肉，再添些大人孩子的新衣鞋袜，再者，便是拜年的几筐炸药包。通常，我现在半个月的收入便可对付，可那时候，我的年过得艰难，四处招展的中国红里，透着无边的寒气。

    小时候，一度家境相当困窘，那几年，先是奶奶生病去世，接着是家里盖房子，再接着是父亲生病住院。好像是到了腊月二十七，父亲才出院回家，家是空的，新盖的房子到了年底又觉出分外的冷。我立在墙角边，看着疲惫的母亲，我的新衣还没着落呢，对于一个女孩子，过年的最大愿望莫过于此吧。

    母亲安排我在家里把那些碗碟搬出来洗，新垢陈垢，我蹲在河边安静地擦。只好低头擦，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从箱子里拿出来，到大场地上向别人炫耀，比如提前比试一下新衣的花色长短。母亲去长宁河边看河，河里的鱼是生产队集体养的，叫了很多人在河里下网打鱼，打上来再分，每家派一个人在河边站着，怕人偷。我心里盼着河里能多打一点鱼上来，这是我家当年最后的收入与指望了。到了傍晚，母亲挑了鱼回来，洗净，拣好一些卖上价的，第二天赶早上街卖了鱼，用卖鱼的钱买回肉，和家里紧缺的东西。我知道家里的艰难，我把自己比较新一点的鞋擦擦，准备过年穿，洗是来不及了。

    腊月二十九，有时是三十，母亲再上一次街，买回三天年里省略不掉的鞭炮，以及胡萝卜啊什么的，红的绿的几样蔬菜，好在三十的桌子上撑一回场面。这旧年里的最后一趟街，母亲会给我带回一件新衣，大抵是别人家最后买剩下的吧，可以便宜一点了。我穿上，有时刚刚好，有时大一点儿，大一点儿没关系，我还在长呢。

    记忆里的年，大抵是这样在母亲的精打细算里过来的。到了三十晚上，父亲将贴对联后剩下的红纸蒙在灯泡外面，于是整座寒冷的房子一下子便沉浸在朦胧红晕的灯光里。像一块多孔的黑冷煤球，终于接上了火。人也终于坐在了饭桌旁，看见从来没有如此丰盛过的饭菜，竟然心里酸酸。母亲解下腰间的旧围裙，轻轻地坐下说：有钱无钱，都来欢喜过年！

    后来渐渐大了，大了的年过得还是并不从容。家里要供我和弟弟读书，都读了十几年，所以每个年都过得极其低调。

    另立门户后，本以为天会立马开晴了，谁知依然艰难。刚结婚，因为置房子和办婚礼，我们欠了一堆债，他和我一样，都是穷人家里读书读出来的，家里因为供读书已经供得人仰马翻，再没有余钱用在我们的结婚上了。腊月二十五以后，我们就开始有意无意地躲债，因为那一点工资，还了东家就缺了西家。到三十前，就不大开门了，人是天天憋在屋子里。两头父母也叫我们回去吃，这样过年可以省点，后来就回去吃。常常是吃过中餐后，还有一个辽阔的下午，又不好硬在那里等晚餐了，就回来。因为没有准备，厨房冷清清，只好关起门来喝稀饭。邻居们都忙着打麻将，根据地开辟了一块又一块，因为口袋问题，两个人只好待在房子里，面对满世界的热闹，各自抱歉着。有时，闲得发慌，两个人就到田野上转，装着赏风景。

    贫穷的日子，贫寒的年，只要过过，便成暗疾。它就藏在身上的某处关节里，不论后来，有多少锦绣在外面包裹，一旦到了相应的季节，它总要隐隐疼着。好在，那些寒年里，有她，有他，有他们，在身边围着，恁是围出了尘世的点点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