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专栏
凭依“公正的旁观者”的良知，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地主的懒惰和无知进行了抨击：“他们不用劳力，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这一阶级所处的安乐稳定的地位，使他们自然流于懒惰。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使他们不能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对资本家和商人，斯密也进行了无情揭露：“他们通常为自己的特殊事业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不总是如此）的场合，也是取决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后者的考虑。”“一般来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在斯密看来，社会是不能在那些随时准备互相伤害的人类中存在。政府的职责首先是阻止一个个体侵害另一个个体的利益。保护弱者，制止暴力，惩罚犯罪。由法律保障的正义和公正是支撑社会大厦的“擎天柱”，如果稍有松动，人类社会的宏伟建筑就会灰飞烟灭。
２００多年以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把他看作是一个信奉“适者生存”的被现金交易关系和残忍的竞争所支配的理论家，而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紧随其后，人云亦云。
斯密本人是否认这种说法的。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把这种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Ｓｅｌｆ－Ｌｏｖｅ）。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他既肯定了利己心的社会作用，认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但他又认为“自爱”决不能跟“自私”（Ｓｅｌｆｉｓｈｎｅｓｓ）相混淆。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那是显然的，无须论证的。“自爱”是启蒙社会里个人行为的出发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自私”则是把他人当成追求私利的手段，从而将社会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国富论》当中，斯密将“自爱”看作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一种手段，而后人却将此曲解为目的。一旦将手段和目的混淆了，就不可避免地推崇自私自利的行为，甚至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奉为人生座右铭。
斯密认为，市场不可能孤立于人而存在，人是市场存在的凝聚力与原因。一个不相信眼泪和同情心、充满残酷竞争的市场，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也要变成缺少悲天悯人良知的冷酷的动物。为此，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写道：“自私”是“肮脏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像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他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正因为斯密认为“人间支配者的暴力与不公，自古以来即是一种祸害”，所以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这样描写道：“在追求财富、名誉和显赫职位的竞争中，为了超过一切对手，他可以绷紧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尽其所能，全力以赴地跑在对手前面。但是，如果他要挤掉或打倒对手，旁观者对他的迁就会完全停止。他们不允许做出不光明正大的行为。对他们来说，这个人在各方面同他们相差无几：他们不会同情那种自爱之心，这种自爱之心使他热爱自己远胜于热爱别人；并且也不赞成他伤害某个对手的动机。因此，他们乐于同情被伤害者自然产生的愤恨，伤人者也就成为他们憎恨和愤怒的对象。”所以，对于斯密笔下的“人”要有全面的理解，“人”这个概念是权利、责任和义务形成的一个整体，在这里，道德规则不仅要承认个人的尊严，还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